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与民生福祉息息相关。202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此前，国办印发的《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围绕服务业扩大开放作出系列部署，提出“持续推进电信、医疗等领域扩大开放”“扩大银行保险领域外资金融机构准入”。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更好融入全球服务贸易网络

　　服务业主要包括哪些领域？为何强调“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

　　金瑞庭（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服务业是与农业、工业相对应的概念，我国服务业范围主要包括除农林牧渔业（第一产业）、工业和建筑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基本与第三产业概念一致。

　　从内容构成看，服务业包含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从知识和技术含量看，服务业包括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传统服务业是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各种服务的行业，如医疗卫生服务业、餐饮住宿业、修理业等，具有规模大、发展平稳的特点。现代服务业是依托信息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展起来的行业，如电子商务、金融科技、数字创意产业等，具有发展速度快、附加值高的特点，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大力发展工农业，服务业处于辅助地位。1952年服务业增加值为195亿元，1978年增长到905亿元，1953年至1978年年均实际增长5.4%。这一时期，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较低，1978年只有24.6%，比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分别低3.1个和23.1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后，服务业全面快速发展。2012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到244856亿元，1979年至2012年年均实际增长10.8%，增速高出同期GDP年均增速0.9个百分点，是1953年至1978年服务业年均增速的2倍。这一时期，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节节攀升，1985年超过第一产业，2012年超过第二产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制定一系列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大量涌现，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23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到688238亿元，2013年至2023年年均实际增长6.9%，增速高出同期GDP年均增速0.8个百分点。这一时期，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进一步提升，2015年首次超过50%，2023年达到54.6%，连续多年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江山”。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当前，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抓手。

　　一是应对国际形势变化的必然要求。服务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增长点，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我国更好融入全球服务贸易网络，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深化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利益交融，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更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二是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内在要求。相比货物贸易，我国服务贸易开放程度仍然偏低。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有利于引入国际先进理念、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服务业提质增效，同时倒逼改革，推动相关领域体制机制创新，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三是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现实要求。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实施，我国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条件不断降低，服务贸易开放水平持续提高。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加强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合作，探索在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机制下扩大服务贸易合作领域，将显著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新领域的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和统筹协调能力。

　　服务业开放是当前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领域和重点方向。未来，应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在开放合作中更加充分释放服务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带动作用。具体来说，有三个着力点。

　　积极推动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动建立相应管理制度，负面清单之外的跨境服务贸易按照境内外服务及服务提供者待遇一致原则实施管理。加强规则对接和规制协调，促进资本、人才、技术、数据等资源要素高效合理流动，为服务业开放和发展提供足够空间和灵活性。

　　着力发挥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引领带动作用。顺应服务贸易数字化、绿色化发展趋势，深入推进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统筹做好“边境上”与“边境后”、准营与准入、政策与服务三篇文章，推动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开放探索，形成更多服务领域改革开放创新成果。

　　加大重点服务领域开放力度。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入探索服务业“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开放路径，以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为重点，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开放先行和压力测试作用，稳步推进全国跨境服务贸易梯度开放，在坚持互利共赢中更好拓展开放空间。

　　扩大电信医疗教育领域开放

　　电信、医疗、教育等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扩大开放这些领域目前进展如何？

　　周念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202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近年来，我国在电信、医疗和教育等领域已陆续开展试点工作，卓有成效。

　　电信领域开放试点是巩固我国通信行业竞争优势、融入全球产业合作的重要举措。电信业务主要包括基础电信和增值电信两部分。在基础电信领域，已基本完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开放承诺，开放了12项基础电信业务中的6项，要求外资股比不超过49%。在增值电信领域，有序开展了超出加入WTO承诺的开放试点。2024年4月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对外开放试点工作的通告》，取消了北京、上海、深圳和海南等试点地区对互联网数据中心、内容分发网络业务、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以及信息服务业务等5类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这意味着，外资企业可在试点地区深度参与云计算服务、算力服务等市场，为我国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发展提供支持。各地相继出台配套措施，深圳市印发的《前海深港合作区落实光纤到户操作指引》要求，不得限制合法电信运营企业的接入和使用，保证电信运营企业无偿使用通信基础配套设施的权利，进一步降低了电信业务的准营门槛。据统计，截至2024年9月，已有2220家电信外资企业获准在华经营电信业务，为我国电信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医疗领域开放试点对于引进世界新医疗技术和服务具有重要意义。2024年9月，商务部、国家卫健委和国家药监局联合发布关于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开放了独资医院和生物技术两个领域的外资准入?！抖雷室皆毫煊蚶┐罂攀缘愎ぷ鞣桨浮吩市肀本⑻旖?、上海、南京、苏州、福州、广州、深圳等试点区域设立外商独资医院。2024年12月，鹏瑞利医院获批天津市颁发的第一张外商独资三级综合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成为全国首家正式运营的外商独资三级综合医院，拥有500张床位，引进了国外高水平医疗专家团队，专注于提供健康维持、慢病管理、大病康复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定制化医疗服务，服务范围辐射京津冀地区。在生物技术领域，北京、上海、广东和海南等试点地区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从事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可在全国范围内使用。截至2024年11月，首批6家从事干细胞产业的外资企业已在我国完成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变更，将人体干细胞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纳入经营范围。智研咨询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干细胞美容行业市场深度分析及投资前景分析报告》显示，我国干细胞相关市场规模逾1200亿元，这一领域未来或将成为吸引外资的蓝海。

　　教育领域开放试点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然选择。海南省教育对外开放试点走在全国前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是我国境内首家独立办学的境外高校，该省不仅首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部省联合审批模式，还成为我国唯一开放教育领域准入的试点地区，出台《关于支持海南深化教育改革开放实施方案》，提出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试点境外工科大学、职业院校在海南独立办学，探索境外高水平企业在海南独资办学。从实践来看，海南省教育对外开放试点不仅为自贸港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持，而且有利于引入境外先进教育理念和模式，打造我国教育对外开放新高地。

　　也要看到，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仍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首先，试点地区数量偏少。其次，试点开放的业务范围较为有限，如互联网和文化领域的开放举措较少，电信领域现阶段仅限于增值电信服务，未涉及基础电信服务，教育领域试点仅开放了高等教育机构的独资试点，未来仍有较大拓展空间。再次，外资的进入可能对相关产业带来一定冲击，目前试点地区遵循“内外资一致”的管理原则，但外资的涌入无疑会增加国内企业的竞争压力。最后，外资准入的配套规制尚不完善，以独资医院开放为例，外资医院进入我国市场需购置大型医疗设备和器械，而目前审批流程较为复杂。

　　未来，需持续探索扩大开放试点的地区范围，结合各地的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合理确定试点领域，提升外资引入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并结合试点经验推广开放政策和配套措施。进一步扩大开放范围，探索互联网和文化等领域开放路径，开展基础电信开放试点，将外资持股比限制提高至50%，或优先开放“无线寻呼业务”。为试点地区中小企业提供税收补贴和创新奖励支持，保障相关产业稳定发展。完善事前和事后配套监管机制，建立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措施，最大限度减少潜在风险，筑牢开放发展中的安全屏障。

　　扩大银行保险领域外资机构准入

　　我国推动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成效如何？外资参与会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李勇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多年来，我国坚持自主稳妥有序地扩大金融业开放。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金融业进行渐进式开放，逐步放宽外资机构的业务范围和地域限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载体，对金融业制度型开放进行积极探索。

　　重点推进外资金融机构准入改革，实行国民待遇。自2020年1月1日起，彻底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人身险领域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大幅减少数量型准入门槛。2018年以来，共批准外资来华设立了100多家各类银行、保险业机构，12家外资控股（含全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6家外资企业征信、评级、支付清算机构。同时，已有外资独资保险公司、外资控股理财公司、外资独资货币经纪公司和外资独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获批开业。

　　积极推动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的负面清单制度。我国在加入WTO谈判时，在金融服务的开放承诺方式上采用正面清单而不是负面清单，只开放了部分金融服务部门并较少对跨境交付的贸易方式作出承诺。2018年对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放宽，在企业征信、评级、支付等领域实现外资国民待遇。在部分自贸试验区，还尝试以负面清单方式推动金融业开放。

　　目前，境外24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均在我国内地设有机构，境外40家最大的保险公司已有近半数进入我国内地。外资机构深度参与我国金融市场，对推动经济发展和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保险业为例，外资在我国保险市场已形成独资、控股、合资、参股的经营矩阵，业务范围涉及人寿、财产、养老、再保险、保险资管等。截至2023年底，境外保险机构在我国境内已设立67家营业性机构和70家代表处，外资保险公司总资产2.4万亿元，在我国境内保险行业的市场份额达10%。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在华外资保险公司资产增长117%。总体来看，外资加码我国保险市场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通过并购原有合资保险公司的中方股权，实现独资化经营。例如，2019年法国安盛集团对外宣布完成收购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剩余50%股权，实现全资控股。二是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布局。2024年12月，德国安联集团旗下的资产管理机构安联投资以2.84亿元完成认购国民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约2.28亿股新股，成为国民养老首家外资股东。三是外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不断涌现，成为外资保险的一个热点。

　　无论是提高我国金融业的全球竞争能力，还是更好满足实体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需要，都需扩大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从微观上看，扩大银行保险领域外资金融机构准入，有利于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养老保障和财富管理需求。以养老保险为例，截至2023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9697万人，占总人口的21.1%，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亟需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当前，在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中，三大支柱之间发展不平衡情况仍较突出，在资产负债管理、资产配置、普惠性养老保障服务等方面亟需完善。外资保险公司则在风险管理、养老金产品设计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如德国安联集团是全球最大的保险和资产管理集团之一，有超过130年的历史，此次与国民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度合作，不仅带来国际视野和专业经验，而且有助于不断提高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

　　下一步，可从以下方面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为外资企业在华拓展业务提供更大便利。一是进一步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允许内外资金融机构平等参与新业务试点。二是对外资金融机构开展适度差异化监管，进一步提升其在华营商便利度。三是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协同，深化跨境投融资服务，帮助出海企业提高跨境支付结算及资金归集效能，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走出去。四是完善与金融业开放相关的数据跨境流动等基础制度建设，积极试点推动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创新。五是加强金融监管，建好各类“防火墙”，守住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底线。